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人论述过法的问题。周公姬旦就主张“明德慎刑”，反对族刑连坐、滥杀无辜，要求注意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与累犯，还提倡先教后罚、以教代罚。这些刑法思想，体现出周公的刑事法理观念。
到了诸子蜂起、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萌发了中国法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当时的各家各派，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于法的问题都曾议论纷纷。
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和人治。认为“为国以礼”，要以维护等级差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认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依靠“德行教化”来实行统治；认为“为政在人”，要求由圣君贤哲来实行统治。
墨家主张用法来“壹同天下之义”。他们提出“尚同”说，认为在法产生之前，人们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即所谓人各有“义”，大家意见分歧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后来选出天下贤人确立为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这样就终于实现了“壹同天下之义”，就终于有了法。还提倡“兼爱”说，劝说互爱互利，主张“赏贤罚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反对亲亲原则。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办事的根本原则，由此而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
特别是以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主张运用法来治国安邦。法家是个被史学家视为建法立制、富国强兵、著书定律、以法治国的学派。
从秦汉至鸦片战争的漫长时期，法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封建正统儒家思想，战国时期法学的欣欣向荣局面不复出现。但这二千年中，封建的立法和司法并没有停止它的发展，每一大的封建王朝都有体系庞大的法典和繁复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在法学理论上作出反映，因而这二千年中，法学的进展虽然是缓慢的，但终究也在进展着。
这期间董仲舒等人所形成的封建正统儒家法思想，把君主制定法的权力披上神学外衣，并且将这种权力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和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结合在一起。阐述这种思想的儒家经义成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董仲舒还以《春秋》经义判案，并将所判决的232个案件作为案例著为《春秋决事比》，亦称《春秋决狱》。
这期间，在法学领域中还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出现了一批象马融（汉）、郑玄（汉）、张斐（晋）、杜预（晋）、长孙无忌（唐）这样有影响的法学家、律学家。他们都有专门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解的法学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从文字上、逻辑上对律文进行解释，而且也阐述某些法的理论，如关于礼和法的关系，刑罚的宽严，肉刑的存废，律、令、例的运用，刑名的变迁以及听讼、理狱等方面的理论。
鸦片战争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思想史上又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时代剧变情势下，农民革命领袖，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顽固派，资本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法等各种问题尽抒己见。特别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立法、司法工作的清末重臣沈家本，不仅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的法和法学，而且在相当广泛的范围研究了当时欧美日本的法和法学，他主张中国法学要适应世界历史的新潮流，提出了法学研究应当坚持中西结合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作出了贡献。
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等，都曾广泛且深入地论及或研究了法的问题。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把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认为自然法是居于人定法之上并指导人定法的普遍法则，最早提出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赞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褒扬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都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法理学而言，他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方面，举凡法的定义、目的、作用、分类，法治，法与政体，法与自由，法与教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阐述。
亚里士多德对法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法治学说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力排众议，倡言法治、反对人治、一再强调实行法治具有必要性和优越性，认为“法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这个著名的命题。
古罗马思想家、法学家西塞罗，在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古罗马伯比尼安、保罗、盖尤斯、乌尔比安等所谓罗马五大法学家的出现，标志着法学家已经作为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出现，标志着法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他们协助国王立法，参与诉讼，解释法、讲授法学。虽然他们沿袭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和罗马人西塞罗的法思想，并无太多的独特建树，但他们在深入研究罗马法时，也深入阐述了法学的一般原理，例如阐述了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关系，阐述了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原理，特别是详尽地阐述了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中心的法的概念和法的关系。他们的著述不仅在当时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高度重视，具有法的效力，而且对以后西方法学特别是立法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历史发展到中世纪，神学统治着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成为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的控制之下。 虽然如此，但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存在毕竟是个客观事实，所以，中世纪欧洲也还是有着自己的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的。只是这时的法学同神学交融在一起。这种法学集中地反映在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阿奎那的神学法律观中。
西方历史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在澎湃而起的各种革命思潮中是最有影响的思潮。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产生了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罗伯斯比尔等一大群风云一时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或重大的历史人物，他们著书立说，对法的问题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和探索、把西方法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一整套自然法理论，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旧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世界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法学家还提出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法学理论。像孟德斯鸠便提出了法的精神的学说，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罗伯斯庇尔提出了系统的人权学说，康德尤其是黑格尔则提出了他们的法哲学，等等。
自然法学派衰落了，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等等应运而生了。分析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约翰•奥斯汀（1790－1859），这一学派强调对法要着重进行法理学上的分析研究，轻视甚至否定对法进行价值研究，提倡运用纯形式逻辑和推理的方法揭示或认识法的共同的概念、原则和特征。按照奥斯汀的理论，人们不必过问法是否符合正义，法就是现存的、实实在在的命令和规则，“恶法亦法”，对于法，人们只有服从。显然，无论奥斯汀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学说事实上已经是为现存法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作辩护了。
历史法学派是在德国出现的以胡果，特别是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个法学派别。这一派既否定自然法学派的理性法学、正义法学，也否定奥斯汀的规范分析法学。在他们看来，自然法学派指望能够制定出合乎人类理性、正义且普遍适用的法的观点，不过是幻想；分析法学摒弃理性主义法学而注重对法作出实在的逻辑的分析，固然是可取的，但分析法学不在意法的内在的东西也是不足为训的。
除了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以外，此间还有以法国的孔斯坦（1767－1830）和英国的边沁（1748－1832）、约翰•密尔（1806－1837）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
我们不难看到，在二千多年的文明史上，的确产生过众多的给予法理学以至整个法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的人物，产生了纷纭繁杂的法的观点、思想、理论、学说，繁衍了种种法学流派。社会科学的各种观点学说，与作者本身的内在性格是密不可分的。人性决定思想，人性决定一切。



作者黄维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会计师，经济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6〕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巩固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精神，现就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经过六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等专门面向农民的各种税费，初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关系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农村综合改革，切实解决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些遗留问题，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从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源泉。
　　二、明确农村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总体要求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巩固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或用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的总体要求是：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解决遗留问题，扎实稳步推进；加强调研总结，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实践，实行重点突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并做好农村综合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衔接。
　　三、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当前，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三项改革，以此带动农村的各项改革。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试点，暂不具备条件的省份要进一步扩大市、县试点范围，以便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认真探索，为全面推开农村综合改革提供经验。
　　乡镇机构改革的总要求是：坚持因地制宜、精简效能、权责一致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乡镇政府要重点强化以下职能：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组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要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严格控制领导职数，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乡镇人员编制实名制管理，建立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协调机制，确保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按照国家规定做好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社会保障工作，妥善安置分流人员。积极稳妥地推进乡村区划的合理调整。上级部门要大力支持基层改革，不得以机构“上下对口”，或用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年终考核等手段干预乡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办学、各级责任明确、财政分级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精神，切实管好用好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有关专项经费，不折不扣地落实地方各级政府的经费分担责任，进一步规范农村中小学收费管理。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依法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创新教师补充机制，建立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考评制度，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加强农村中小学编制管理，坚决清退不合格和超编教职工。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建立健全鼓励城镇教师、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制度和特设教师岗位制度，建设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体系。合理调整农村教育布局，严禁超标准建设和搞不切实际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原则要求，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明确界定县乡政府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切实提高基层政府经费保障能力。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状况，落实和完善财政对村级的补助政策，确保乡镇机构和乡村组织正常运转。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进一步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一事一议”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政策，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农民积极筹资投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加快农村公益事业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四、全面落实取消农业税政策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执行和落实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各项政策，及时研究解决取消农业税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地方减少的收入给予适当补助，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地）、县（市）也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妥善处理历年农业税尾欠，是否清收由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决定清收的地区，要明确政策界限，严格清收程序，实行张榜公示，确保社会稳定，坚决防止借机侵犯农民利益。各地要切实转变农业税征管机构职能，做好农业税征管体制调整和征收人员的转岗安置工作。有关部门要抓紧提出涉及农村税费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意见，为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提供法律保障。要进一步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场农业职工负担。
　　五、稳妥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
　　各地要继续按照中央要求，高度重视和扎实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健全和落实对县乡领导干部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考核制度。要在合理划分债务类别、加强监察审计、规范乡村财务管理的基础上，清理核实债务底数，锁定旧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化解债务的优先顺序，区别轻重缓急，注意优先化解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基层矛盾比较集中的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债务，把确因用于乡村公益事业而造成对农民个人、乡村干部、乡村工程业主等个人债务的化解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部分县（市）开展化解债务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集成现有政策，整合现有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安排一定的资金，建立偿债奖励机制，支持基层推进化解债务工作。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调研，总结经验，进一步研究制定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的意见，及时指导地方工作。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5〕39号）精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制止新债的“三个不准”和“两项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反规定发生新债的各种行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决不能盲目举债搞建设，形成新一轮乡村负债。
　　六、创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
　　各地要继续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和“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坚持标本兼治，强化约束机制，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不断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健全法制保障，做到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严格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等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深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建房、殡葬、计划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专项治理，重点加强对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等经营性收费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生产性收费的监管。加强对村级组织收费的监管，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开支范围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费缺口转嫁给村级组织，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或采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方式约束村民、管理村务。加强村级财务管理，规范村级会计代理制等管理办法，促进村级财务监管工作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防止和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的行为。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收费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做好财政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补助资金的监管。
　　七、加强对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加强领导和协调，统筹规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继续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做法，建立健全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赋予相应的工作职能，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为推进改革提供组织保障；要在改革的总体框架内，结合实际，把握切入点，选准突破口，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实施；要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的创新精神，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改革路子。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积极支持地方改革，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国务院
　　　　　　　　　　　　　　　　　　　　　　　　　　　 二○○六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