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黄奕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1:39:44   浏览:911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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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

黄奕新
一、案  情

2002年12月某日上午,被告人黄某水受同案人丁某明(在逃,另案处理)的纠集,与同案人余某军(在逃,另案处理)欲教训被害人叶某红。于当天下午携带刀具窜到福州红宝石娱乐城附近,被告人黄某水进入红宝石桌球大厅察看,发现叶某红在内打桌球,即返回告诉丁某明,并从丁某明处拿来一把刀,三人持刀冲入桌球大厅朝正在打桌球的叶某红乱砍乱刺,叶某红见状即持球杆抵挡,被告人黄某水从桌旁冲出朝被害人叶某红的腹部捅一刀。负伤后的叶某红逃出桌球大厅。期间,叶某红的侄儿叶某国帮助叶某红抵抗过程中右大腿被人刺了一刀,倒在大厅内。被告人黄某水和余某军、丁某明行凶后先后逃出桌球大厅时将行凶用的二把刀丢弃在桌球店门口。被害人叶某国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害人叶某红负伤后经医院救治脱险。经法医鉴定,死者叶某国因锐器刺伤右大腿股动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被害人叶某红腹部被锐器刺伤,致腹壁贯通伤,属轻伤(偏重)。
又查,现场证人付某山、徐某华、付某元、桂某龙、张某仙中无一人能证实叶某国右大腿上的伤是何人所致。而被告人黄某水自公安侦查至一审庭审过程中始终供认,在捅完叶某红之后,叶某红冲出桌球厅,其和余某军紧追其后,叶某国去拦丁某明。二人追赶到商贸街时叶某红逃脱,此时丁某明跟上,告诉他们二人自己被人抱住,他捅了其中一人一刀,并多次用电话联系,了解到被捅的人已死亡,且系叶某红的侄儿。关于黄某水三人追赶叶某红的先后次序情况,可以得到现场证人徐某华的证言印证,该证言证实黄某水三人跑出红宝石桌球厅时,黄某水、余某军在前,丁某明在后。而且,据被害人叶某红陈述,其冲出桌球厅后,曾停下回头看见丁某明和“别鸡”(即余某军)在红宝石门口在砍一个人,事后经了解,此人即自己侄儿叶某国。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是黄某水刺了叶某国那一刀。
此外,福州市某基层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及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出具的刑满释放证明书,证实上诉人黄某水因犯收购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日期为2002年3月20日。
二、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水受他人纠集,参与结伙持刀故意伤害被害人叶某红,在行凶过程中又伤及被害人叶某国,致叶某国死亡、叶某红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且系累犯。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强、叶某红经济损失各5000元人民币,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82997元负连带责任。
被告人黄某水对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黄某水上诉称,叶某国的死亡是丁某明个人造成的,其本人并未伤害叶某国。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某水受纠集伙同他人,寻找报复目标,结伙持刀砍刺被害人叶某红,在共同行凶过程中又致被害人叶某国死亡,致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对本案后果应共同承担责任。黄某水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节,原判量刑偏重,应予纠正。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予以部分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即撤销被告人黄某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二、上诉人黄某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三、评  析

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人黄某水是否要对叶某国的死亡结果负责,负什么样的责?如果黄某水不必对叶某国的死亡结果负责,则其只对叶某红的轻伤结果负责,适用刑法第234条第一款有关轻伤害的规定,最高只能判三年有期徒刑;而如果必须对叶致圣国的死亡结果负责,则适用第234条第二款有关伤害致死的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者量刑上相差悬殊。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问题。笔者试着作如下评析:
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认为,“在认定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的时候,必须注意考察实行犯对某一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根本不知情,就谈不上对该犯罪行为具有罪过。因此该犯罪行为属于实行过限,不知情的实行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知情的,即主观上对该犯罪行为是容忍的,尽管没有亲手实行,也应承担刑事责任,该犯罪行为就不是实行过限。①”刑法学家的这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实行过限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但其尚没有论及实际犯罪中的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要区别于两种情形:一是共同犯罪人在伤害某特定对象时,一同伤害了与该对象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对所有的伤亡后果均应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担,因为虽然指向的对象是明确的,但可认定被告人在实施伤害行为时,主观上对伤及无辜人员的行为是持放任态度的;二是在实施伤害特定对象过程中,其他人员虽不是与特定对象在一起,但其是对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进行阻挡、制止,与特定对象一起抵抗,而被其中一名犯罪人所伤害,且伤害为共同犯罪人所共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员的伤亡后果也应由共同犯罪人共同承担,因为该人员的阻止行为是针对共同犯罪,其中一名犯罪人对该人员的伤害是其他共同犯罪人所共知的,主观上也是持放任的态度。
本案被告人黄某水参与结伙持刀共同伤害被害人叶某红,致其轻伤(偏重),且系叶某红创伤的主要致害人(刺中腹部),构成故意伤害罪,对故意伤害叶某红无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其没有实施伤害被害人叶某国的行为,叶某国的死亡系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超出原先共同预谋的犯意外的伤害行为所致,因此,要认定被告人黄某水对叶某国的死亡是否应当负有责任,关键是要考察在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实行这一伤害行为当时黄某水的主观状态,即黄某水是否明知并希望或者放任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对叶某国的伤害。
回到案件事实,本案中存在几个情节:1、黄某水三人共谋故意伤害的对象是明确的,即被害人叶某红,且黄某水认识叶某红的(黄某水受丁某明指派查看叶某红是否在红宝石桌球厅)。但从被告人供述来看,黄某水从始至终否认认识叶某国,更不知道叶某国与叶某红的关系。2、据现场证人付某元证言,案发当时叶某红在从里往外数第二张桌子打球,自己在最外一张桌子看球,叶某国也在里面看球。但叶某红陈述,案发当时叶某国并没和自己在一起。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图来看,该桌球厅内共有5张桌球桌,极有可能叶某国在其他桌子旁看球,但未与叶某红在一起。3、由于在场所有证人均未能证实叶某国如何被伤害,该案两名被告人又在逃,现只能结合叶某红的陈述和黄某水的供述来判断叶某国被伤害时现场情况,即叶某红被捅伤后挣脱冲出桌球厅,被告人三人紧追其后,黄某水和余某军在前,丁某明在后(这一点现场证人徐某华可印证),叶某国抱住丁某明,被丁某明捅中右大腿。据付某元证言称,“从发生打架,至叶某红跑出桌球室大概有一分钟多时间,很快”。4、从黄某水的历次供述来看,其称有见到丁某明被“一个戴眼镜,大概20多岁,矮矮胖胖的人”抱住,但始终否认见到丁某明捅刺被害人叶某国,仅在庭审中称过“没见到丁某明捅,只见到一戴眼镜的在地上挣扎,有流血,个子矮矮胖胖的”。
上述情节如果足以认定,则表明,在共同伤害叶某红告一段落,被告人追赶叶某红过程中,叶某国的阻挡行为是针对其中一名犯罪人,而不是针对所有的犯罪人实施,丁某明捅刺叶某国目前也没有证据证实黄某水是知情的,据此,或许可认为,叶某国的死亡应当属于共同故意外的实行过限行为所致,不应由所有共同犯罪人承担,而应由伤害实施人承担。
但是,正如前述,上述情节只有证人证言支持,无其他物证可以佐证,该案其他两名共同犯罪行为人又在逃,如果认定黄某水只对叶某红的轻伤结果负责,最高判三年有期徒刑,又恐有放纵犯罪之虞。在此情况下,审判实践中则较多地从客观主义出发,按照所谓“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原则,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虑,不纠?于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认定这一复杂问题,这虽是一种功利的做法,但也不失为刑罚整体正义。本案一审法院判黄某水无期徒刑,显然具有客观主义的色彩,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情节”,认为“原判量刑偏重,应予纠正”,酌情改判其十二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这是适当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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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与警察公共关系’理论研讨论文”

警察文化建设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思考

李园春
(作者系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副局长
通讯地址:泉州市泉港区生活区油城公安分局
邮编:362800)

摘要:警察文化与企业文化同属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分支,他们在立足自身彰显个性的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建设先进警察文化,理当借鉴企业文化的他山之石,引入企业文化理念系统的优秀成果,予以吸收、提炼、升华,使之成为警察文化理念系统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警察文化 企业文化 警察公共关系
建设先进警察文化,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是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后的一个重大课题。警察公共关系与先进警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尤其是警察公共关系之形象塑造,特别需要先进警察文化的推进与支撑。因于此种认识,笔者以建设先进警察文化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优秀成果为命题,权作从另一侧面呼应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研究与探讨。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它的核心是理念系统。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警察文化则警察在自己悠久辉煌的历史过程中,在履行职责的同时,积极创造的自己独特的行业文化,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精神内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中国的企业文化与警察文化同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分支,他们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既立足自身彰显个性,又与其他行业文化、部门文化,甚至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协调发展。因此,建设和发展先进警察文化,理当借鉴企业文化的他山之石,引入企业文化理念系统的优秀成果,结合警察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予以吸收、提炼、升华,使之成为警察文化理念系统的重要内容。
一是树立民警主体意识,实现民警个人价值观和警察组织价值观的统一。对于企业而言,人的意识、观念、素质决定了企业管理的原则、逻辑、最高目标、方式方法和战略战术等等。由于企业文化不同,造成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力量对比上的差距。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企业员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更注重于企业员工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强调“企业即人”的信念,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培养人、合理使用人、全方位地提高人的素质,采用教育、启发、诱导、吸引、薰陶和激励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员工的命运共同感、工作责任感、事业开拓感和集体荣誉感,在员工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每个人都能把其内在潜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相比之下,由于公安机关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其半军事化性质,在队伍管理中硬管理多,软管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化、模式化,“军人以服从军令为天职”,这种“天职”的服从意识,在警察队伍中根深蒂固,“主人翁”意识缺乏,大多民警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等待分配任务的工作态度,影响了民警内在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在警察文化建设中,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警个人主体意识的培养。树立人人是人才、人人都可以成才的人才观。通过警察文化的创新和建设,借助各种激励方式,减少遏制力,增强驱动力,把民警个人的奋斗同警察组织发展结合起来,民警个在实现个人价值观的同时,也实现了集体组织的价值观,实现民警个人价值观和警察组织价值观的统一。通过对统一的团队精神、团队价值观的认同,形成了特定文化氛围为背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树立不断创新观念,实现继续传统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的统一。创新是企业的发展之本,是企业繁荣之路,是新管理模式的灵魂。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立足当前的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传统立足当前,扎实工作求真务实的态度,创新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就是要不断战胜自己,也就是要着眼未来,确定新的目标,不断打破现有平衡,再建立一个新的不平衡,在新的不平衡的基础上,再建一个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企业,不断创新的价值观念,并不局限于产品的创新、技术与生产工艺的创新,而且还表现为服务的创新、经营创新、管理的创新等内容。而作为警察公共关系之形象塑造,作为警察文化建设和发展,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意义尤为重大。要树立创新无止境观念,充分意识到创新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地方、每个民警、每件警务活动中。要培育追求创新的价值系统,既要教育民警弘扬公安机关的优秀传统,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又要积极鼓励民警的创新热情,为民警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欲望的实现创造条件,形成勇于创新的团队精神。要建立支持创新的动力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奖励制度,形成鼓励实验、容忍失败的宽容气氛。实现继承传统、立足当前与着眼未来的统一。通过不断创新,使警察队伍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创新中更好地实践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为人民服好务。
三是树立品牌意识,实现民警个人形象与警察组织形象的统一。品牌是帆。作为企业,品牌是生产力,是竞争力,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中创造的企业文化的优秀成果。品牌不能一蹶而蹴,但却可以毁于一旦。品牌的造就需要时间,需要所有部门的协同配合和所有成员从上到下的努力。顾客感知质量、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品牌联想被称为品牌四大要素。因此,品牌实际上是企业在公众的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的集中体现。对于警察组织而言,品牌也是警力,是战斗力。无论是警察队伍建设,还是警察文化建设和警察公共关系建设都必须树立自已独特的品牌意识。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不乏有过成功的范例,漳州110、晋江刑警、济南交警、本溪公安局、东莱派出所,这些都是警察组织在全国的品牌。任长霞、贾银虎等“我最喜爱的十大民警”也是人民警察在全国的品牌。我们应该学习吸收企业品牌战略的成功经验,认真总结警察组织品牌战略的成功经验,不断创造出新的品牌,把团队的品牌做大叫响。形象重于生命,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声誉。要教育民警富有集体荣誉感,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团队形象,从我做起,从每件事做起,按照周永康部长“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四句话的要求规范自己,在公众心目中努力塑造良好的仪表形象、执法形象、服务形象。为团队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造就成功的品牌增添光彩,实现民警个人形象与警察组织形象的统一。使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的公安机关,每个警种都有自己的品牌。
四是树立安全意识,实现不怕牺牲与珍爱生命的统一。“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隐患险于明火,责任重于泰山”,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种安全意识在企业的管理理念中深深扎根。但是在警察文化理念中,安全问题却一直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所冲淡。这也是近几年来民警因公伤亡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且其中又以交通事故中伤亡的比例居三分之一(199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533人,仅在执行公务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就有236人,占总数44.3%。2004年4月,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任长霞同志也死于车祸)。可见,警察队伍的“安全生产事故”频率相当高。作为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可警察队伍就不同了,发生这方面的事故,更多地是把精力用于总结宣传牺牲民警个人的先进事迹上,在政治的光环笼罩之下,很少有人去反思查找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既或是有,也只是一阵风,过过形式而已。所以,交通事故频发,意外伤亡增多,处突或抢险救灾中准备不足,未能科学决策,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由此可见,警察队伍管理的安全意识极为重要,要充分地认识到减少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实战训练是警察的生命工程,加强自我防范是警务安全之本。要更新观念,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勇敢观,将安全作为警察队伍的生命线。把不怕牺牲与珍爱生命统一起来。
五是树立效益观念,实现社会效益与警务效益的统一。效益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动力。在企业运行机制中强调的是成本控制,实行挖潜增效、智能增效、科技增效。在公安工作和队伍管理中,树立效益观念的意义就在于控制警务成本。警务成本是警察队伍依法从事警务活动的社会代价,其中包括投入资金警力和对社会资源的占用。也就是说,要以最低化的警务成本获取最佳的警务效益,即在队伍内部要着眼于素质强警,科技强警,效率强警。在履行职能上,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在以往一个时期,我们的警力配置沿袭以该地区常住人口数的比例为依据,而忽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区位的不同,警力配置率大大低于经济发展和犯罪增长率。警务活动喜欢搞地毯式、大呼隆,不计成本,没有谋求警务成本投入的最大产出化。非警务活动使用警力,如征地拆迁、催粮征税、彩票发行。有的公安机关是增员不增效,有的甚至是增员减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浪费警力资源。此外,还有一个消耗、浪费警力资源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案件侦破方面,不惜血本投入和在治安防范方面的吝啬、日常民事纠纷调处方面的消极对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于受到急功近利,被动应付犯罪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在预防犯罪方面不舍得多投入。实际上,公安机关能够发现和惩治犯罪,是一种效益,但是如果能通过发现问题,排除犯罪的潜在因素,防患于未然,减少并遏制犯罪这才是最佳效益,这是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警务效益的统一。要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建立先进的警务运行机制,提高警力资源管理和运作效率。我们在城市实行交巡合一,(有的地方已经把122、119、110合并110统一指挥)综合执法,以提高对辖区的熟悉率、知警率、控制率,对犯罪的发现率、查处率,提高群众的满意率为目标。这就是把效益观念引入队伍管理和警务活动的成功范例。
六是树立质量意识,实现执法质量与服务质量的统一。质量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高质量是创品牌的核心。没有合格的质量产品,企业的产量越多,亏损越大。海尔公司实施质量驱动战略。它把成为一个高质量的组织,干出高质量的工作,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作为实现产品的“零缺陷”。警察文化中的质量理念,包括执法质量和服务质量,在警察公共关系中的意义十分重大。执法质量直接影响着公众对警察组织执法能力的评估和执法形象的评判,关系到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勿容置疑,最近几年,我们在队伍管理中,十分重视执法质量的问题,建立了《公安机关错案追究责任制》等许多规章制度,执法质量考评、检查,层层把关。但我们能不能够追求执法质量的“零缺陷”呢?我们现在的办案质量往往就个案而言,就案办案的多,打击中深挖不足,余罪漏罪的多,案件破了就万事大吉了。有的案件过不了庭审关的检验,也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服务质量也至关重要,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实现,影响了宗旨观的实现,影响了警察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质量不好,服务再热情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我们要力求建设高质量的班子,高质量的队伍,才能有高质量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才能让群众满意。
七要树立诚信意识,实现重守承诺与敢于负责的统一。诚信是WTO所遵循的原则,是WTO的通行凭证,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石,也是企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诚信的缺失,不仅会损害企业的形象,大大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而且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警察文化建设中的诚信理念,建设诚信公安,不仅包括在警务活动中对公众承诺的践行,讲信用,守承诺。如,公安部二十条便民措施颁布后的执行情况、公安机关窗口单位的办事效率、“110”的“四必承诺”、有奖举报、悬赏中的奖金兑现。也包括警察组织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如实地将客观真实的治安形势、刑事犯罪形势告之公众,如,如实立案、破案,治安灾害事故的真实原因。做到求真务实,以真实性为原则。建设诚信公安还要求公安机关在制定出台便民利民、为民办实事的各项政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这些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若则,执行不了,实现不了就会失信于民,有背初衷,损害形象。如“命案必破”作为一种目标要求提出来是可以的,但若是作为一种对社会、对公众的承诺,就值得商榷了(媒体曾报道过武汉市某公安机关和企业签定的协议就有“命案必破”的内容)。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敢于负责的形象,也是诚信公安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警察公共关系的确立。敢于负责,就是对于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可能造成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问题,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它,敢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极力回避、敷衍塞责、遮遮掩掩。实现重守承诺与敢于负责的辩证统一。要加强对民警开展诚信规范的道德教育。作为基层民警,特别是警务区民警,在群众中树立诚信形象尤为重要。要具有以“诚”待人,以“实”处事,以“信”取胜的品德。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没有良好的诚信品质,便没有威信可言,也就没有良好形象,建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公共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八要树立忧患意识,实现珍惜职业与拼搏争先的统一。“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对于这个标语口号,相信只要到过企业厂房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口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员工个人要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如果工作不努力就得失业;二是员工工作不努力,也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而不论是员工的失业或企业的破产,员工都要面临着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再就业的问题。这个口号,意在提醒员工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努力工作,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对于企业,公安民警的这种忧患意识就显得非常淡薄了,只要进入公安门,基本上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了,只要不是犯大错,就可以混到退休了。这个岗位不行,再换那个岗位。虽然有的公安机关也搞过末位淘汰、离岗培训,但也只是一阵子的时间,而且工资照拿、待遇不变,不关痛痒。这种情况在企业就不行了,作为企业职工,没有掌握必要的技能,不努力拼搏,就得失业。实际上这种忧患意识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驱动力。山东渤海活塞集团的“活塞”精神,就是一种变压力为动力的精神,他们认为“在发动机汽缸里,活塞的作用是把蒸汽或燃料爆发的压力变为机械能,也就是动力,机车正是在这种压力和动力转换过程中向前飞驶、、、、、”正是这种“活塞”精神,活了企业。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员工才会倍加珍惜自己职业,热爱本职,爱岗敬业,奋力拼搏,勇于竞争,不断自我发展,追求卓越。这种能够变压力为动力的忧患意识,也应成为民警心里一种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民警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自觉遵守《五条禁令》等纪律制度,才能教育民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职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才能激发民警积极参与大练兵活动,爱岗敬业、奋发拼搏、练兵学习,具有“有冠必夺,有一必争”的锐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法律水平、业务本领、体能素质等综合素质。使广大民警成为人人适应岗位,人人精通本职、人人胜任职责,成为各个警种、岗位的“行家里手”。
上述若干思考,仅仅局限于笔者对企业文化理念的肤浅认识,难免挂一漏万。之所以提出警察文化建设中借鉴企业文化理念的命题,是基于相对于企业文化,警察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的现实,只是有感而发的一家之言,并无厚此薄彼之意。


  [案情]

  2012年2月27日15时许,被告人何某、彭某听说其朋友曹某家来了两位洽谈商务的浙江人,比较有钱,遂起歹意,欲行抢劫,于是来到曹某家,并当场对正在与曹某谈生意的胡某、张某等人实施抢劫,所抢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由于何某、彭某认识户主曹某,所以未对曹某进行抢劫。

  [分歧]

  本案的主要分歧是在主人家抢劫客人的财物是否构成入户抢劫。一种意见认为不构成入户抢劫。理由主要有:首先,本案被告人抢劫的对象系人而非户。被告人抢劫的对象是浙江商人胡某、张某,而非曹某及其家人。被告人虽以抢劫为目的非法进入他人住所,但对被害人来说,该住所不过是一个临时谈生意的场所,不具有家庭生活之实质内容,故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其次,被告人胡某、张某没有对户主曹某实施抢劫。曹某本人及生活并居住于该户内的人没有受到胡某和张某抢劫行为的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及户的权利亦没有受到侵犯,因此不能认定胡某和张某构成入户抢劫。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主人家抢劫客人构成入户抢劫。

  [评析]

  入户抢劫系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不论抢劫行为是否造成严重的后果,只要该行为符合入户抢劫的构成要件,起点量刑即在10年以上。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基于对户的极力保护。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户是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人们观念中最安全的生活场所。如果公民在户内的安全都无法保障,那么其将失去对整个社会安全保护的信赖。同时,户不仅是公民个人生活的地方,而是整个家庭的栖息场所。行为人对户的侵害,在威胁家庭全部财产的同时,也会危及家庭每一位成员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见,入户抢劫的危害性极大,因此刑法对其科以较为严厉的处罚。 

  笔者认为在主人家抢劫客人应构成入户抢劫。理由如下:

  一、入户的非法性

  被告人何某、彭某在主观上意在入户实施抢劫,具有非法性的目的,属非法入户。

  二、符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户”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抢劫解释》)这样描述对“户”的范围的界定,“户”在这里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本案被告人所入侵的“户”即曹某家,无疑完全符合《抢劫解释》关于“户”的界定。

  三、入户抢劫应对户不对人

  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法定加重处罚情节,体现了刑法对“户”的着力保护。刑法侧重保护的是户的安全机能和居民对户的信赖利益,而非特定居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对客人实施抢劫,并不因为客人没有对户的使用权和居住权,或者没有实质的家庭生活内容,就判定其不受户的保护。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主要是因为入户抢劫的危害性极大。公民的家庭生活,户内所有在场的人及其财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罪犯的侵害或威胁。被告人以抢劫的目的进入他人住宅,即使抢劫对象并非住宅主人,但客观上仍侵犯了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宪法权利。我国刑法也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即是指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在户与外界相对隔离被害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该行为不仅严重危及户内所有在场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而且也侵犯了客居住宅或者前来拜访、玩耍、临时逗留的人对于户的安全的信赖利益。

  “对户不对人”即只要在户内实施抢劫,不管抢劫对象系何人,都构成入户抢劫。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字面意思对户进行文理解释,还是以立法精神对户进行论理解释,都没有理由把入户抢劫的对象仅限定于户主及其家人。因此,非法进入他人住所实施抢劫,不管所抢为何人,都构成入户抢劫。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