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律顾问

郎元鹏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有效参力师场竞争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基本保障措—施。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企业—对外经济联系日趋广泛。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依法管理企业。依法经营企业的目标，真正把企业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增强企业的法制观念，实行科学法策；推动依法冶企、强化内部管理；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经营风险，依法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当前企业领导层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她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诞生、推进并日臻成熟，对规范企业的组织与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随着法制境的日益完善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早在1986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厂长工作条例》就明确规定；“厂长可以设置专职或聘请兼职的法律顾问。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和法律顾问，在厂长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对厂长负责”。在当前市场经济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较好地发挥了企业法律顾问的法律参谋、法律保障、法律培训、法律监督四项功能。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我国的企业法律顾问队伍也实现了由打官司、讨债向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建立企业法律机制转变；由被动、事后提供法律服务向主动、超前的法律服务转变；由缺乏有机联系的法律调整向综合的协调职能转变。特别是1997年，国家先后制定发布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这为现代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年年初，国家经贸委进一步确定了“九五”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目标，具体目标是：组织结构上，大型、特大型企业都应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并设立法律事务机构；中型企业应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内容上，应完成从事后处理向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转变；队伍建设上，要建立一支10万人左右的素质较高、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专职企业法律顾问队伍。


　　死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也是现代刑法理论研究和国际刑法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在前资本主义几千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并未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直到十六七世纪，一些著名学者如托马斯·莫尔、切查利·贝卡利亚等率先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对死刑的存置进行 发难以后,人们才逐渐开始重新“审议”死刑这一刑中之极，并在其后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死刑存废论争，进而直接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废止死刑实践和刑法理论对死刑问题关注的日渐高涨。现今世界上，已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完全废止了死刑，也有数量可观的国家和地区并未完全废止死刑。而在尚 未完全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也大都注意对其予以限制——或从法律上，或从实践中。因此，如何限制死刑即成为绝大多数存置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现阶段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迫切的现实问题。在经过数百年的研究探讨而涌现出来的为数可观的死刑论著中，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经典之作，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引为常谈；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外国的绝大部分论著是着重于死刑存废论争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在我国，对死刑问题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出版了一些死刑论著，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达从一个方面推进了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同时也不可忽视，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是那么深入和系统，更很少有论著从理性的高度关注我国现阶段的死刑状况，关注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以及我国死刑的未来发展趋势。易言之，我国现阶段，从实践的角度关注死刑的实然设置的论著不少，而从理性的角度、从刑法理论的高度对死刑的应然规定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还显得很薄弱，更无人立足于理论的高度对我国现阶段如何从价值理论、死刑政策、死刑立法、死刑司法以及死缓制度上限制死刑及死刑的实际执行进行较为系统的、深入的研讨。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同时可以明确的是，死刑只有适用于保护法益价值大于生命价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但即使明确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也必须明确的是要完善我国有关死刑执行的相关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实现死刑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保证死刑实施的精确性、必要性和威慑性。

　　我国在刑罚设置中规定死刑之下的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对于有期徒刑，刑法规定最高限为15年，数罪并罚的最高限是25年。而无期徒刑考虑自首，立功等状况，也可能在服刑期间实现减刑。但是，我国目前的这种刑种的设置，在犯罪与刑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刑罚结构的调整也因此成为死刑废除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阶段。

　　从古至今，中国一直保留这生命刑的执行。早在战国时就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之所同。”的言论，显然，从中国原始的正义论出发，“杀人者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对杀人罪量刑的基本格调，并且延续至今。“杀人偿命”是人类同态复仇的本能表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等害报应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中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说我国是适用死刑制度的国家，犯罪分子在危害社会时手段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并具有不可饶恕的犯罪事实，就以国家的名义对其施以死刑。

　　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仅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规定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 。虽然《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坚持了保留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但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适用几乎贯穿在整个刑事法律中。

　　一方面，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关键问题之上，而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生权利的关注，则体现了各国不同历史背景的差异。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处以死刑就等同与杀人，所以必须禁止。预防论者通常认为，死刑的作用在于其具有威慑性和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但在反对死刑，赞成废除死刑的人中，不乏有人认为，死刑并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况且死刑对诸如激情杀人、政治犯罪、欲杀人后自杀者等无法形成其内心恐惧。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够的预防刑罚教育的威慑力。

　　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谨慎地使用死刑，恰恰证明了死刑存在的正当性。

　　死刑的保留是符合公民朴素的法律观念的。惩恶扬善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承袭的观念，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趋利避害，则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的本能反映。因此，死刑对社会中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是具有威慑作用的。

　　刑罚的教育作用，是针对那些虽犯有罪行却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义。而在目前依然存在死刑的国家，对于死刑的控制已经非常严格。只有那些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人才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以身试法的死刑并不违背刑罚的教育功能。

　　在废除死刑的呼声中，我们应该依然保持清醒的态度，以公正、公平的态度分析问题。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对法律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传承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因素，使得公民需要一种法律以实现对秩序和正义的渴望。而人们对秩序与正义的需求直接导致了法律的产生。法律从某中意义上说是创设了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之所以具有强制执行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正义。

　　死刑及其行刑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代表了国家、人民的意志，但是，它又以极残忍的方式结束他人的生命权利。

　　死刑之所以能够存在至今，经历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是和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历史等诸多因素不可分割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待死刑的判决，都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另外，对于死刑范围的规定及行刑的方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正朝着更人道的方面去考虑和施行。